关于中国古代的塔你一定不知道的事（上）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记云：“佛言：‘应可用砖，两重作基，次安塔身，上安覆钵，随意高下。上置平头……中竖轮竿，次着相轮。其相轮重数，或一二三四，乃至十三。次安宝瓶。’”桑奇大塔这类印度早期窣堵波的形制，与这些文献中记载基本一致，下部有高大的基台，其上为实心覆钵丘，覆钵丘小于基台，所以基台与覆钵丘之间的空间就成为一圈廊道，供僧俗用来右绕礼拜。覆钵丘顶立一组围成方形的石栏，这个部分成为“平头”，中间立一根杆刹，杆上叠置三层小圆伞盖，即三层“相轮”。

印度桑奇一号大塔各部分结构示意图

早期的佛教教义认为佛陀无上伟大，佛身不可形象，《增一阿含经》云：“如来身者，不可造作…不可摸测…不可言长言短。”所以一开始佛教并没有佛像，经过阿育王大力弘法，窣堵波就成为佛与佛法的象征物，成为信徒和教众最重要的礼拜对象。

拉合尔博物馆藏锡克里佛塔，塔身部分刻佛传、本生故事雕刻。

到了公元一世纪左右，受到希腊文化影响，佛像率先出现在西北印度的贵霜王朝境内，在当地的窣堵波上，也开始流行雕刻各种佛传、本生等故事，原来作为主体的巨大覆钵，开始逐渐变小，其上的平台和相轮部分则相对变大，最下的台基部分则开始出现方形、多层的形制，并出现了下部逐渐升高且在其表面设龛刻像的做法。

穆赫拉穆拉杜寺窣堵波、白沙瓦博物馆藏公元2-3世纪石小窣堵波

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窣堵波成为内涵更广的纪念性建筑，在进入中国之前，其形制和样式已经产生了各种新的发展和变化，文献记载建于公元二世纪中叶的乾陀罗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窣堵波：“名雀离浮图。塔基方形，周三百余步，层基五级，高一百五十尺，其上建十三级木构塔身，上又有金盘十二重，合去地七百尺。”这是典型的犍陀罗风格建筑，而早已不同于印度南方早期窣堵波的形式了。

西域之于阗热尔克古塔、尼雅古塔、苏巴什古塔

中国本没有塔这个字，其初见于东晋葛洪《字苑》，而汉地的佛塔实物，东汉就已经出现，现知最早的中国佛塔形象资料，为四川什邡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的三层佛塔。此塔基座之上立有三层塔身，各层皆表现为三间四柱的木构外观，各层塔檐及塔顶都作斜坡顶，还略微带有中国建筑凹曲屋面的特征，顶上立有刹竿并安置三重相轮与宝珠塔刹。

四川什邡出土东汉画像砖，残长21、高15、厚7.5厘米

2008年湖北襄阳一东汉墓出土了一件黄釉陶楼，其主体为两层木构楼阁，本是常见的汉式陶楼，与众不同的是，这座陶楼顶部设有相轮塔刹，而相轮塔刹是印度佛塔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通高104、进深31、宽33厘米，由门楼、院墙和两层楼阁组成

四川画像石上的佛塔塔身主体为三间四柱的木构，湖北黄釉陶楼主体为木构楼阁，都是中国自身风格的建筑。《三国志•刘繇传》记：“（笮融）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这是华夏佛塔的最早文献纪录，其中记载的浮图祠形制，也是典型的汉地建筑。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文献纪录，这些汉地最早佛塔的形制和印度及西域佛塔的形制已大为不同，这体现出佛教初传中土之时，尚无法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的禁锢，只能依附于黄老之术的情形，当时佛塔这种典型佛教建筑，必定要以汉式传统建筑为主体才能为时人所接受，同时又必须具备竿刹相轮这类外来建筑构建作为特征标志，才能以新奇的形象引起社会各阶层注意，从而达到传法传教的目的。

中国现存最早的佛塔是十余座仅高数十厘米的小石塔，这些塔出土于甘肃和吐鲁番地区，刻造于公元五世纪上半叶的北凉时代，其形制大体相同，圆柱形，没有木构楼阁式塔身而具备覆钵丘和粗厚相叠的高大的相轮，这明显保留了较多印度、犍陀罗佛塔的造型特征，然而北凉石塔上大多刻有汉地道教的八卦与星象符号，可见当时佛教仍然附会于方士神仙迷信的特点。

左北凉高善穆石塔，右北凉高善穆石塔

因为塔是佛陀和佛法的象征，礼拜佛塔也就是礼拜佛陀和佛法，僧俗为礼拜的需要而建造各种大型佛塔的同时，还出资雕刻诸多小石塔，或施予佛堂或置于精舍，一则僧徒能以此观经想佛，一则可以让更多的信众更为容易地礼拜。此外，不论大小，也不论以何种材质造塔建塔，其本身也是一种无上功德，《摩诃僧祇律》云： “真金百千担，持用行布施，不如一团泥，敬心造佛塔；人等百千金，持用行布施，不如一善心，恭敬礼佛塔。”《法苑珠林•敬塔篇•感应缘》记西晋时会稽贸县（今宁波）出土小塔：“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层露盘，似西域于阗所造。”文献中这种小塔和北凉石塔一样，都是为敬塔及求功德而施造的。

曹天度现存台北历史博物馆，塔刹存山西朔州博物馆。

雕造于北魏天安元年（466）的平城曹天度塔同北凉石塔一样，不具备内部空间，也是用于礼拜和求功德而造的石塔，不过其形制为一座九层楼阁形方塔，单从外观上看，是座典型的汉式仿楼阁重楼佛塔。

曹天度塔身高约2米，塔刹残高约0.5米，原藏朔州崇福寺。

汉代盛行巫祝神仙思想，好仙者认为“仙人好楼居”，所以当时无论都城还是各地，都为求仙而建造了诸多高大的重楼式建筑，汉晋间人视佛为西方列仙，作为佛及佛法象征的佛塔，也就出现方形多层重楼的形制。

河北阜城东汉墓出土重楼陶楼，通高216厘米，边长82.8厘米

曹天度石塔整体呈方形，各层逐次缩小，每层塔檐均作坡顶，翼角微翘，并完全仿木结构刻出檐椽与瓦垅等构件，曹天度塔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楼阁式佛塔实例。

曹天度石塔

随着佛教的迅速而深入地传播，佛教建筑的兴建也随之越来越兴盛，东晋十六国时期，佛塔除了信徒集资建造之外，国家统治阶层和地方豪族也开始不惜重资兴建，以示虔诚并祈求功德，佛塔的层数和体量开始有更大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名僧道安于东晋宁康元年（373）在襄阳创建檀溪寺造五层高塔，之后南朝刘宋在建康兴建了七层庄严寺塔，而北魏于天安二年（467），在平城建造了七层永宁寺塔，文献记载此塔“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宋明帝于泰始七年（471）建湘宫寺，本拟建十层佛塔，不成，改为建二座五重塔，说明七层高塔已近当时技术极限，大概五十年以后，建筑技术才有所突破，熙平元年（516），北魏以皇室之力在洛阳终于建立起了九层永宁寺塔，南朝梁武帝在大通元年（527）建造的建康同泰寺塔，也高达九层，至此，建造高塔不但成为皇族贵戚、豪富大家之间争奇斗奢的一种方式，更是国与国争胜的表现，佛塔的高度和规模也就随之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北魏洛阳永宁寺塔遗址鸟瞰

《洛阳伽蓝记》记永宁寺塔：“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通过考古发掘得知，此塔塔高以《水经注•谷水》所记高四十九丈较为合理，这已远远超过了三百余尺高的七层平城永宁寺旧塔了。

杨鸿勋先生手绘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复原图

洛阳永宁寺塔原地下部分的基座东西101米，南北98米，厚2.5米，基座上有124个方形柱基础石，由外至内构成五圈柱网，然而塔中心部分为巨大的实心土坯砌体，这起到抗击摇摆及扭曲以稳定塔身构架的作用，由此可知，永宁寺塔为方格柱网与中心土台相结合的结构方式，也就是说，洛阳永宁寺塔是一座土木混合式建筑，并不是一座纯粹的木构佛塔。

中大同元年（546）建康同泰寺九层佛塔焚毁，梁武帝又建十二层新塔。虽逢侯景之乱而止，却已然说明南朝这时已经具备建造高过十层佛塔的技术能力。当时描写佛塔的诗文中可见“重檐”、“累栋”、“悬梁”、“浮柱”、“飞楹”等语句，可见这些佛塔都是多层木结构，“悬梁”、“浮柱”更表明其构架是一层层相叠而成。日本飞鸟时期的建筑遗构，是公认的学摹南朝之作，根据世界最古老的木构佛塔法隆寺五重塔推测，梁武帝时期建造的高大佛塔，都应都是纯木构方式，与北朝佛塔多为土木结合方式决然不同。

日本飞鸟时代建筑法隆寺五重塔

南朝木塔的高度未必超越洛阳永宁寺塔，然而在建筑技术以及结构外观上，这些佛塔明显要比北朝更胜一筹。但不管是南朝同泰寺九层塔、十二层塔，还是北魏永宁寺这样巨大的塔，如果没有没有登峰造极的建筑技术，没有巨大人力和财力作支持，都是不可能出现的。

印度古窣堵波断面结构示意图

《南史》记有梁武帝曾发掘长干寺塔下“龙窟”及舍利事，古人建塔时先在塔心位置的地下挖一小室，名“龙窟"，用来藏纳舍利及相关宝物。龙窟上立石磉，石磉又称“刹下石”，相当于整座塔的奠基石，然后再在石磉上立木刹塔心柱。考古发现，印度古塔中舍利函都存放在高大覆钵丘的中心轴上下，其中心轴上或立好木柱，或者设置管状孔洞，而汉地佛塔，舍利函已转为深埋在塔心柱之下了，后世建塔设龙窟莫不安此形制，并称龙窟为佛塔地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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