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筑知识：浅谈公廨建筑是如何形成的？

除公廨之外，明朝还颁行天下一律建设各种国家政治礼仪性建筑：一是儒学，府称“府学”、州称“州学”、县称“县学”，是教育府州县生员的学府。太祖按“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重教思想，洪武二年十月，颁诏天下府州县皆立学。其后都司、行都司、卫所、转运司、土司皆按府州县建儒学。

年龄15岁以上的生员俱照例送入学，明初规定，府学定员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土官入学无定额，后来每府州县往往超过定员。儒学形制基本是国子学)的缩影，廨修扩建行动相当频繁，修建范围以正堂、仪门、大门等已存的建筑物为主。大多数的地方公廨在宣德、正统年间因岁久或遇灾颓坏，公廨修建当成了急要之务。还有公廨扩建行动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扩建属官、吏胥办房。明中期，在政治上官员间的上下关系发生变化。明朝府州县正官需要严格遵守任期，也不得祖籍任职。在一个公廨中，正官毕竟是外人，然其属官、吏胥都是本地人。正官对工作环境并不熟悉，日常政务繁忙，不得一任。很自然，各种职权对部下的依赖程度加深。

第二，重建宣扬性建筑，推行规格化。随着明朝统治长久，公廨等官方建筑包含的“象征”角色显然浓厚。为显示明朝“一代之制作”和礼仪思想的雄厚，将建筑格局急需规格化。已前面说过，申明亭、旌表亭、戒石亭等建筑，虽然明初早就命令天下一律建置，但实际上或有或无。所以就明代而言，包括仪门、谯楼、申明亭、旌表亭、戒石亭等宣扬性建筑的有无或完整程度，可做一种规格化的标准。

第三，扩建后堂建筑，私人空间充实。大抵是上述二条件完成后，政治实用功能几乎完备，可扩建开始涉及正官的后堂。虽是用以处理密事之所，但后堂本身是正官私人生活之所，此时期主要增置花园、池塘、客厅、厨房、杂屋、憩息、游玩、生活等与政治无关之所。以后堂为核心的建筑群，与大堂建筑群门墙相隔，成了一个独立的院落。

明中期的长期政治动荡，由于明世宗治世初期的励精图治，社会秩序稍微恢复起来。然也只是昙花一现，内患外寇、农民贫困等社会问题继续存在，导致了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君臣关系相如水火、奸臣垄断政权，明朝一天天腐败下去，君臣彼此努力也无济于事。最后，社会秩序崩溃，不能逃脱国灭的命运。

就公廨建筑政策而言，至嘉靖时期已成定制，其后虽各有倾圮、修建、新建等情况，但建筑礼制没有太大改动。柏华先生所定为“嘉靖定制”此概念，正是恰当的。规划定立后，公廨建筑政策达到了维持的阶段。维持的手段大概有两种：

第一，基于已存的机构，再扩建专门机构。公廨既是政治建筑，又有礼制建筑的侧面，中国古代王朝对礼制有层层周密的规定，一般为了避免损害国家威严，既有增加、调整等积极行为较多，然很少有减少、废止等消极行为。就府州县廨建筑而言，通过梁柱、房数等调整增置各种机构。

第三，挂匾额，赐标语。如上所述，公廨规模扩大带来了“象征”“威严”的色彩浓厚。随着公廨建筑格局功能的规格化，明朝还企图从礼制方面来加上官场的神威感，故各建筑物上挂匾额，赐予宣扬性的标语。挂匾额最代表的宣扬性建筑有牌坊。牌坊，对府州县正官公廨的牌坊特称“宣化坊”。

顾名思义，匾额上题的名称目的是为了宣化臣民，从字面上表现官员廉政的思想。例如，河南内乡县衙博物馆现存的牌坊有“菊谭古治”“忠廉坊”等标语。挂匾额，立牌坊，最早出现于明初时期，而明中期有的地方早已完备，然至嘉靖年间后因各地公廨机构齐全，便在全国普遍。同时，大门前的石狮像、照壁等附带建筑也依次出现。这些设备虽然没有实用功能，但既有标示的存在，又能够让百姓容易感受到公廨官界的神威感。由此，随着“八字衙门”具备的象征面貌要素逐步齐全，名副其实的明代公廨终于彻底完成了。

然机构完备后，明朝立即政治糟糕，公廨不能维持多久实际意义。不可否认，明朝轻视公廨的态度对地方官员有很大的影响。至此，明朝官员的廉政思想，及明代公廨的“象征”“威严”角色，均已名存实亡。

明朝建国之际，严格规定了公廨建筑格局。按朝廷颁布的“范式”，各县级以上行政隶属普遍建设。明代公廨基于前代公廨的建筑特征，又受到了宫殿建筑和民间建筑的建筑模式制约加以规整。清代大部分沿袭明代的建筑模式，因有很大的普遍性，一般统称为“明清衙署”。

在明朝统治下，既然设置府、州、县等地方行政区分，就要急于建设公廨。作为明朝政治之“象征”，其兴废情况反映出明朝政治之复杂变局，也和地方政治关系密切。因此，谈及明朝治国的运作情况时，公廨则成为无可缺少的一个政治环节。

明代公廨蕴含的“政治性”“精神性”极强，公廨以宣传国家支配的威信为目的来建设，公廨能够直接传达中央集权的国家命运，并成为明朝统治之精神支柱。由于明朝中央集权的完善，公廨亦奠定了作为“宫阙之末”的历史地位。因此，到清末基本继承了明代形成的建筑模式和礼制思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