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幕府的“自己人”——最后的足轻
江户幕府末期一名全副披挂的足轻。
天下太平之后，当兵吃粮的足轻们就显得多余了。虽然按照近现代的视角来看，足轻是低级武士，似乎属于“统治阶级”的外围。但是真实情况却是：足轻与同时期中国的“胥吏”阶层一样，除非有贵人相助，不然想完成阶级跨越就势比登天。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幕府并没有把所有的足轻们一脚踢开，相反，作为“老兄弟”的足轻阶层在江户幕府的二百年间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特殊关照——基层的公职人员几乎都是由足轻担任。
江户幕府发迹于坂东，最初只是区区附庸，在这种条件下的组织结构肯定是以“少花钱多办事”为准则，而在三河松平家成长为德川将军家的过程中，这些生于忧患的君君臣臣们要尽可能的互相扶持、相互信任，这也造成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所谓的“官制”根本无从谈起，松平-德川政权的组织结构仍旧是以“关系”的亲疏远近为原则，依旧是古老而粗糙的封建制度。
据徂徕学派汤浅元祯《文会杂记》记载：
“当家之政由庄屋仕立（“仕立”者，管理之意），大庄屋、名主、年寄者（两万五千石以下的诸侯），三职各有勾当”。
也就是说，广袤的农村中仍旧要由庄头来管理，之后一层层的递进到家臣、主公那里。但是在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之后，幕府的合法性已经得到可大多数公家、武家和庶民认同，而幕府本身也有了江户、大阪这样大都会，仅靠着这种简陋的制度肯定无法展开管理，所以组织构架的改革也就润物细无声的展开。
江户幕府的精神中心——日光东照宫。
首先是文武两班分开——虽然都是武家，理论上属于“武将”，但由于幕府其实已经取代了朝廷，成为了覆盖全国的合法政权，所以负责各种文职工作的官职也就随之出现。按照当时的制度，奉公于柳营的武家分武职“番方”和文职“役方”。通过当时的儒者所使用汉文修辞称为，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些官职的作用。
以太宰春台《三王外纪》为例，其中征夷大将军被称为 “王”、幕臣如大老（非常置）、老中、侧用人、京都所司代、大阪城代、奏者番、若年寄之类，凡能够荣升高就者皆有万石之国，是为“诸侯”，被称为 “列相侍中诸大臣”；而之下就是负责各种具体工作的番方、役方——按照当时的雅称就是 “诸大夫”。而最终构成这一庞大封建制度基础的，便是之前在沙场上冲锋陷阵的足轻，现在的与力、同心——也 “府小吏”。这些职务基本上都是由之前的足轻担任。
在战国乱世之前，与力、同心的称呼从字面上的意思就能够看得出社会地位要高于足轻。但是到了桃山时代就基本上沦为和足轻差不多的职务。江户幕府时期不仅各町奉行所配置这与力、同心这种“府小吏”，在幕府的武臣也就是“番方”编制中新番头、大阪船手、百人组头、书院番头等高官显爵之下也都有着同样的配置；而各藩也就是诸侯国内也有着作为武职的“新番”以及城市中的町役人、农山渔村中的村役人——这些工作多由足轻充任。
江户庶民的酒宴——虽然是摆拍，但是却很真实。
在天下初定之际，江户君臣时时刻刻所提防的事情就是战火重燃——事实也是如此：江户幕府开创之初，除了大规模的内战基本消失之外，社会生活中其他的方方面面基本上还是战国时代的老样子······
为了收取年贡各地的诸侯对百姓们动辄打骂，甚至“杀一儆百”；一些农民因为交不起年贡就会被抓起来一顿暴打，之后再派人去抄家抵账。尤其残忍的是在征收年贡期间，诸侯陪臣会先把各村村长家的女眷们扣起来做人质，如该村如数缴纳年贡则会予以释放——但就是在这个期间，不少作为人质的女性遭到了虐待甚至侵犯；如果农民们发生暴动， “一村亡所”也就是屠杀整个村子的恐怖事件也时有发生——这种在任何时代都算得上残暴的统治方式让江户幕府初期处于一种举国皆敌的状态，并最终引发了几乎震撼了天下的岛原之乱。
所以，对于幕府来说，自上而下的保持着临战状态实乃是生存之道，所以麾下的足轻们基本上还是要维持军人的身份，比如之前的长柄足轻就归枪奉行管理；弓足轻归持头管理；铁炮足轻归属先手组——而幕府也会定期对足轻进行操练，以防懈怠。
但是随着德川天下成功地由“武断”走向了“德政”，这些足轻的工作也就由“ 枕戈待旦以为公侯干城”转化成了守备殿中、城门的守卫以及物书足轻——也就是基层公职人员。比如御公仪御徒组就是负责将军出行时的扈从，这些人的特点是身穿与将军相同的黑缩缅羽织，据说这种打扮是为了安全考虑——如果在出行遇到突袭，那么混在人群中的将军就很难被认出来。也就是说，御徒组类似于秦汉之世的郎官，因为与君王朝夕相处，所以机会也就比一般人多一些。
御先手组和御徒组一样，都归若年寄管理，但是要比御徒组低一个档次，主要成员是弓组和铁炮组。因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手持远程武器的士兵一般都是训练最少的兵种——拿铁炮（火绳枪）打人不需要什么技术，所以地位也就明显的低人一等。江户开府坂东之初，将弓、铁炮足轻各设三十四组，每组有与力五到六人、同心三十人，合计一千二百人；之后裁员为弓八组、铁炮二十组，主要职责是守护江户城的五座城门，以及将军出行时的警卫工作——注意，是警卫，而不是像御徒组那样的扈从。
一位号手——当然，也是足轻。
但是最实惠的职务却是不得登城入仕的 “火付盗贼改方役”。以这种身份奉公的足轻虽然也是在御先手组中挑选，但是却不归若年寄管理——火付盗贼改方的顶头上司是老中。跟町奉行所守护江户百姓的平安不同，火付盗贼改方在履行警察职责时也做着监视吏治民情的勾当。
在当时江户城已经是百万人口的大都会，有武家、农民、商贾、游民。虽然与作为“日本国王”的幕府将军是“同在屋檐下”，但是在高处不胜寒的统治者眼中，这些人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敌对势力”。尤其是江户幕府前期，由诸侯、旗本、儒生、农民一起参与谋划的“ 清君侧”，甚至是“ 诛独夫”这类未遂政变发生了好几起。为了维护德川天下的稳定，防止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幕府也就成立了各种对社会进行全方面监视的机构，其中就包括火付盗贼改方。宽文五年（1665AD）十月，被一系列起义、政变吓得魂飞魄散的四代大将军德川家纲以维护民间太平为由增加，首次设立了“火付盗贼改方役”衙门。该衙门不仅有管理整个大江户治安的权限，而且还拥有自己的监狱和法庭。目的就是把“刑名”这个大事牢牢攥在将军手里。
火付盗贼改方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对各种“妖言”的搜集，而所谓的“妖言”和“妖人”产生的原因正是幕府权力中枢与全江户各阶层的对抗，也就是说，此时已经不是“敌在本能寺”，而是“敌在大江户”。
有了这么大的权力，火付盗贼改方的与力、同心们可就是个个 “虎兕出于柙”了。因为自古以来，除张汤这种以权力为嗜欲的酷吏除外，凡为酷吏者必定要当贪官——这些大大小小的酷吏们在罗织罪名、榨取钱财上花样百出，以至于江户百姓无不闻之色变。比如在"四谷怪谈 ”中，恶贯满盈的反派伊藤喜兵卫就是一个从御先手组中提拔出来，在火付盗贼改方担任与力之职的贪官兼酷吏——这虽然是民间传说，但是也从侧面说明了百姓对这些人是何等的厌恶。
至于火付盗贼改方本身因为一直替幕府最高层“干脏活儿”的，所以也就难免像之前的老前辈——锦衣卫衙门一样被过河拆桥。历史上火付盗贼改方也是废了再立，立了再废。但是，只要是碰上好大喜功，自以为是的“雄主”，那就是这些武家败类的春天。
足轻们的日常工作在很多武士眼中是相当不体面的。
当然，御先手组的足轻们也不是只有这些贪官酷吏，也有一些始终保持着军人的本色。比如负责管理各“町火消役”的与力、同心也是从御先手组内挑选出来的。尤其是明历大火以后，幕府于弓组中挑选三组、铁炮组中挑选七组，每组安排与力六人、同心三十人作为官方的消防队代表对“町火消”，也就是民间的消防队进行监督管理。也只有在救火时，这些平日里在长官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口的小人物立刻成了横刀立马的大英雄——因为幕府固然不希望火势失控，但也绝不希望官方的影响力在社会生活中缺席。所以，即使对救灾没什么实际用处，但是这些足轻作为幕府的代表，仍旧有着很强大的权力——比如“救火时有没有必要拆掉周围的建筑”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要由在现场“指挥”的与力们点头。而在火灾过后，幕府还会对参与救火的工作人员按照军功打赏。
除此之外，作为财政、民政首席的 勘定奉行和类似于御史的 勘定吟味役手下也有与力、同心的设置。这些五花八门的差使足够维持数以千计的足轻过上高人一等的生活，换句话说，江户幕府对“自己人”确实相当的义气。
幕末旧影。
足轻的地位虽然是武家社会的最底层，但却仍旧是“士”，而不是庶民。而同样是仰仗着幕府权威过活的仲间、小者，则是现在意义上的“临时工”。所以很多富有的庶民都喜欢给自己的次子、三子花钱捐个出身，让他们也有一份稳定且收入不菲的工作。而由于幕府有着类似于秦汉时“ 推择为吏”的制度，所以对于那些有才干或有关系的庶民，往往也会先委任一个同心的职务，之后再正式成被吸纳为武家社会的一员。
足轻的职务虽然也是父子相继，但因为不是谱代家臣，没有可以世代辅佐的主公，所以这些人在“忠义”这类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反而更倾向于近现代的国家主义者。
到了幕末，由于时局的逼迫，幕府不得不在讲武所奉行的基础上成立了陆军奉行，并设立骑兵头 ·步兵头 ·大炮头的编制。而当时的陆军主要由旗本家的次子、三子等组成。至元治元年（1864AD）一月，更是向农民、商人开放，同时将与力、同心等足轻也尽数纳入陆军之中。在法兰西教官训练之下，穿着洋装的足轻们也许不会想到，此时的他们已经被所属的阶层悄然抛弃。
维新志士的合影——事实上，明治维新是一场重要性被可以夸大的改革。
维新后的农村——明治君臣在国家主义的蛊惑下，肆意的挥霍了日本千年以来积蓄的财富，最终引发了滔天战祸。
明治维新后，天潢贵胄的宗室归为皇族；公卿、诸侯、豪强、大侠被归为华族；陪臣、缙绅被归为士族；工、农、商贾则依旧是平民。那些只限一代奉公的足轻阶级更是处境尴尬——他们却被拒绝在士族之外。
在一开始，明治君臣在士族和平民之间设立了一个“卒族”，不过仅仅在两年之后这个阶层就被取消，并归为平民。其中的优异者则被吸纳为给朝廷效力的逻卒、兵卒。这些被权贵阶层如猫戏鼠般调教的原足轻阶层在经历过这么一番折腾之后，整体上对朝廷产生了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依赖。当他们脱下儒雅的棉缩缅羽织和小仓布马乘袴，穿上了丑陋的俄式大檐帽和普鲁士制服的同时，一起被换掉的还有武士阶层千年来所传承的规矩和体面。
此后的逻卒、兵卒很快就变得和他们全世界的同行们一样：因虔诚的匍匐在权力和金钱之前而贪婪、怯懦，并最终益发残忍。而在这些人的“埋头苦干”作用下，日本社会也由“海东姬氏国”逐渐的走向了迷途，并堕落为一个令人厌恶的近代国家。在以艰难探索的方式熬过了明治、大正、昭和三朝之后，终于在密苏里号在停泊在东京湾的一刻得到了解脱。
警校的生徒？
现代日本警察的形象，他们已经和前辈毫无相似之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